当一种流行病蔓延到多个大洲时，便被称为大流行病。例如，著名的年流感疫情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在此过程中变为大流行病。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它就导致了1亿多人死亡，震惊了全世界。流感季结束后，这种疾病就从人群中消失了。许多流行病都遵循这种“震骇效应”，即在人群中造成严重破坏，而后在短时间内消失。然而，还有一些疾病，如天花和鼠疫，会感染某个群体，造成巨大破坏，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小范围感染人群。其中一些长期流行病(如水痘、麻疹)变得司空见惯，几乎每个人在其一生中的某段时间都会接触到这类疾病。像这样的半永久性流行病通常被称为地方病。综上所述:如果流行病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就可能演变成大流行;如果感染人群后不再消失，则会成为地方病。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绝大多数流行病都是由病*、细菌或原虫这三种病原体之一引起的。
病*是已知最小的，其平均大小约为人体细胞的千分之一。尽管其结构非常简单，但病*是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疾病的罪魁祸首，包括天花、流感、麻疹、*热病和艾滋病。微生物学家通常将病*定义为专性细胞内寄生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依赖另一种生物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病*的局限性在于缺乏生产自身蛋白质或遗传物质所需的生化机制。没有这些组成成分，就无法组装新的病*颗粒，感染也就基本上停止了。病*通过进入宿主细胞并劫持其代谢以生产新病*的方式来弥补这种缺陷。由于病*依赖于活的宿主细胞进行复制，因此通常不认为病*是生命体。
从结构上讲，病*只不过是包裹了遗传物质(称为“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称为“衣壳”)。它们既不是由细胞构成的，也与细胞无任何相似之处。病*就像微观传递媒介，其目标是保护基因组并将其成功传递到宿主细胞内部。一旦到达宿主细胞，病*基因组就会指导宿主细胞生产数百万个新病*颗粒。细胞中存在的大量病*颗粒使细胞变得不健康，提前发生细胞死亡。随着宿主细胞的死亡，新产生的病*就会被释放出来，自由感染邻近细胞。接下来便是病*在细胞间的系统性扩散和随后发生的组织破坏。
除了介导细胞死亡外，某些病*还能通过触发宿主对感染的过度免疫反应来诱导宿主受损。病*侵入人体后，便会诱导宿主产生剧烈而广泛的炎症反应，损害宿主的自身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病*本身不会直接导致宿主组织损伤。例如，在狂犬病*感染中，病*到达中枢神经系统(如大脑)后，会相对无害地位于神经元细胞中。当宿主检测到狂犬病病*的存在时，便会发动一场持久而有力的炎症反应，以清除感染。但炎症性化学物质的逐渐积累对神经元是有*的，可以杀死神经元。
细菌引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包括鼠疫、肺结核、麻风病和霍乱。由于细菌比病*大得多，在结构和生化方面比病*复杂得多，因此细菌使人们生病的方式也更多。细菌不仅仅是包裹了基因组的蛋白质外壳(如病*)，它们还是富有生命的单细胞生物，通常可以独立于其他细胞自行复制，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细菌细胞是人体细胞的1/10，结构更简单。人体细胞中存在各种小的、由膜包裹的结构(称为“细胞器”)，不同结构起着特定的作用。例如，细胞核存储了DNA，线粒体帮助分解糖，溶酶体帮助消灭外来入侵者。细菌细胞没有这些内部细胞器。相反，它们的结构类似于充满液体的小气球，有一层外膜，被称为细胞质膜。其细胞内部只有一条染色体、水和少量营养物质。包裹着细菌细胞膜的是一种叫作细胞壁的结构。细胞壁为细菌提供了额外的保护层，阻挡来自其他有机体、有*化学物质或人体免疫细胞的各种攻击。
细菌和病*在致病机制上也存在一些关键区别。首先，病*需要依靠宿主细胞的代谢和营养物质才能实现自我复制。相比之下，细菌通常能自给自足地获取营养。在大多数情况下，细菌会整体入侵宿主，但不一定会进入单个细胞的内部。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细菌除外。例如:某些细菌，如伤寒的病原体，只能在人体细胞内复制;而另一些细菌，如结核分枝杆菌，只是更喜欢在人体细胞内复制。综上所述，病*通常是由内而外地杀死人体细胞(通过耗尽营养物质并在内部制造有*环境)，而大多数细菌则是从外到内进行破坏。
细菌通常是通过产生和释放各种化学*素，来实现在不进入人体细胞的情况下破坏和杀死细胞的。细菌细胞合成的*素会以各种方式伤害宿主，包括(但不限于)穿透细胞膜、抑制重要酶的活性、阻止蛋白质生成、破坏将组织结合在一起的蛋白质、扰乱离子流、阻断神经冲动的正确传递、引发大量炎症等。例如，霍乱弧菌、肉*杆菌、炭疽杆菌和葡萄球菌等导致的严重的细菌感染就是通过产生*素，对宿主造成很大的损害。在大多数情况下，最终结果是宿主细胞死亡并释放出营养物质，被入侵的细菌细胞迅速吸收。
原虫是单细胞生物，其生长环境和能感染的物种十分多样。在已确定的多种原虫中，已知能感染人类的只有极少数，具有一定致病性的就更少了。由原虫引起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人类疾病包括疟疾、非洲昏睡病、阿米巴痢疾、弓形虫病和利什曼原虫病。尽管原虫像细菌一样由单个细胞组成，但实际上原虫在大小和复杂性上与人类细胞更为相似。此外，与细菌相比，原虫与人类的遗传关系更紧密。
在典型的原虫感染中，大多数宿主损伤是由宿主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造成的。原虫的存在通常会引发严重的炎症反应，从而使宿主免疫系统陷入混乱，导致大量的组织损伤。
据估计，人体免疫系统每天都会与数千万个病原体做斗争。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都是占上风，在人群中肆虐。然而，在过去多年里，随着卫生设施、疫苗、抗生素和现代诊断工具的出现，我们对自身健康有了更多的主动权，降低了流行病的发病率。尽管有时看起来人类似乎已经战胜了传染病，但我们与艾滋病、肺结核、流感、疟疾和麻疹的持续斗争提醒着我们，下一个疾病大流行可能就在眼前。
人类历史上最具破坏性与影响力的一些流行病(疫情)是由被称为鼠疫的致命疾病引起的。这种传染病传播范围广泛，据说在大约年的历史中夺去了2亿人的生命。它消灭了一些国家多达一半的人口，让很多人相信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在有历史记录的三次主要鼠疫流行中，14世纪中期席卷亚欧大陆的那次，是迄今为止范围最广、历史意义最重大的一次。由于患者发病时的可怕症状，这种疾病也被称为黑死病。它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传播，夺去了这个大陆近一半的人口。众多人口的丧生让欧洲陷入了*治、经济、文化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在疾病最严重的时期过去后依旧持续了数+年。令人惊讶的是，大约年后，黑死病的一些后果仍在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鼠疫的病原体是一种小细菌—耶尔森氏鼠疫杆菌，其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人体内。第一种也可能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方式是，通过被感染的鼠蚤叮咬。当跳蚤叮咬了感染鼠疫杆菌的老鼠或者其他啮齿动物时，细菌进入跳蚤的肠道，并开始大量繁殖。
一旦进入人体内，细菌就会迅速进入局部淋巴结中，即使那里有免疫细胞存在，它们仍可以毫无约束地大量复制。细菌在淋巴结中的增长会导致炎症和组织死亡，并最终导致淋巴结肿大变黑(这是坏死组织的常见症状)。淋巴结的膨胀、坏死被称为淋巴结炎，它形成的后果被称为淋巴腺鼠疫。细菌通常会溢出到血液中繁殖，引起全身的炎症。这种全身感染，被称为败血症型鼠疫，它会导致休克、四肢组织坏死，死亡率高达90%。细菌通过相互连接的血管系统，最终进入肺部，引发被称为肺鼠疫的致命肺炎。侵入肺部是鼠疫发病机制的重要一步，因为这样它就能通过咳嗽，让他人吸入受感染的呼吸道飞沫，进而传播给其他人类宿主。虽然蚤类通常是鼠疫进入新人群的媒介，但在黑死病等大规模流行病中，疾病引发的肺炎是造成高传播率与高死亡率的主要因素。
公元年，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期间，查士丁尼鼠疫第一次大暴发。遗传分析显示，这场鼠疫可能发源于亚洲某地，后来迅速传播到中东、北非与欧洲大部分地区。与之后的黑死病一样，第一轮鼠疫的暴发在所传播之处造成了破坏和恐慌。三个大陆上有数千万人死亡，还有数百万人饱受高烧与淋巴结坏死的折磨。据说，有一些地方的乡镇几周内就无人幸存。
公元年，一艘来自埃及的船上不幸载有感染了致死的耶尔森氏鼠疫杆菌的老鼠。在抵达君士坦丁堡的短短几个月后，鼠疫就在这个拥挤的城市传播开来，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当时目击者的描述表明，每天有上万人死亡，死亡人数多到幸存者只能被迫拆除教堂和塔楼的屋顶来安放死尸。尽管第一场也是威力最大的传染病最终在公元年结束，但在接下来的年中，鼠疫一直折磨着人类，直到公元年最终平息。查士丁尼鼠疫总共夺走了约40%君士坦丁堡人的生命，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万至1亿人丧命于这场鼠疫。
君士坦丁大帝在行*上把土地分成了两部分—西部的一半由罗马一位皇帝统治，东部的一半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共治皇帝控制。分裂后，东部经历了扩张与繁荣，而西部渐渐衰弱。一些日耳曼民族(如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开始入侵西部王朝的大片土地，年，罗马沦陷。没有了西部一半的土地，前罗马帝国的东部(后来成为拜占庭帝国)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因此，君士坦丁堡成了整个欧洲名副其实的贸易、文化和权力中心。当查士丁尼一世于年登上权力的宝座时，他的目标之一就是组建*队，夺回西部失去的土地，重振罗马帝国昔日的辉煌。
查士丁尼一世首先派他的*队前往北非，以赶走在5世纪占领该地的汪达尔人。年，*队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胜利。查士丁尼一世让他的拜占庭*队向北转移到西欧，企图从哥特人手中夺回地中海地区。这场战役打了5年时间，流血无数，最终查士丁尼一世胜利了，赶走了大部分哥特*队。这样一来，前罗马的大部分土地归拜占庭统治，查士丁尼一世似乎要开启帝国的新纪元。不幸的是，年，致命的鼠疫在几个月后降临，杀死了大批农民、士兵和匠人。鼠疫大大削弱了生产力，也极大地削弱了查士丁尼一世保卫刚刚征服的土地、养活士兵以及偿还外债的能力。刚刚拥有的一切可能面临着灰飞烟灭，查士丁尼一世不得不雇用外国士兵来重新充实自己的*队。他还开始使用更强的武力向他的臣民征税，尽管当时的民众已对致命的鼠疫苦不堪言。这种行为很自然地引起了民众相当程度的怨愤，大家对他在非必需的*事力量上浪费资源表示不满。
接下来的25年中，拜占庭帝国成功地保持了对意大利、西班牙和北非的控制，然而在年查士丁尼一世去世后不久，几乎所有的土地又逐渐被夺了回去。此外，后来的几代人目睹了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并渐渐侵占了拜占庭帝国更多的土地，最后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所剩无几了。这场鼠疫对拜占庭帝国的经济、*事以及民众的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帝国已经没有力量去保卫自己的领土了。几百年后，罗马/拜占庭帝国几乎不复存在。
没有人知道如果没有6世纪的这场鼠疫，欧洲、亚洲和非洲会是什么样子。
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传染病是鼠疫的第二轮暴发，年黑死病始于亚洲某地，年至年达到顶峰，在随后的年中，导致几百万人死亡。与第一轮鼠疫相似，这轮暴发被认为夺走了0万至1亿人的生命，消灭了相当于当时欧洲1/3与世界1/5的人口。传染病阶段性地传播开来，在欧、亚、北非贸易与船只密集的港口间开始流行。在肆虐了蒙古帝国10年后，疾病向南传到克里米亚，最后到达君士坦丁堡。
乔瓦尼·薄伽丘在日谈》(年)中很传神地描述了如此之多的死亡对人们造成的毁灭性社会影响，他写道:“市民互相避之不及，无论亲疏远近，不见面或很少见面;在恐惧中，兄弟抛弃兄弟，叔叔抛弃侄子，姐妹抛弃兄弟，丈夫也经常被妻子抛弃;更难以置信的是，父母会遗弃自己的孩子，不予照顾，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样，任由他们被命运摆布。”
（年蒙古进攻克里米亚卡法城）当意大利人快要落败的时候，德·穆西写道:“整个*队染上了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在挞鞋人(蒙古人)中传播开来，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他继续描述这种疾病，具有典型的鼠疫症状。这场疾病彻底摧毁了攻击者，最终蒙古人不得不在卡法城认输。蒙古人意识到败局已定，“垂死挣扎的挞鞋人……下令把死尸放在弓弩上，射进城里，希望无法忍受的恶臭会杀死城里的所有人。这样一来，堆积如山的死尸被扔进了这座城市”。
这是历史上最早记录的生物武器。德·穆西与其他一些记录者继续描述这个战略是多么成功。卡法城的许多居民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死于鼠疫。不幸的是，那些设法逃离这个城市的人把疾病带到了君士坦丁堡和欧洲。虽然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鼠疫通过其他贸易之路传到了欧洲，但卡法城逃离的居民(和老鼠)很可能加速了鼠疫的传播。
由年大饥荒引发的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在黑死病期间达到了顶点。封建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受到了影响，管理土地的人有了空缺，更重要的是，没有了耕作土地的劳动者。由于大量的农作物未被收割、大部分劳动力流失，幸存下来的农民现在可以争取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收入(高达他们之前收入的5倍)。骑士和领主，照旧得为国王履行义务，他们被迫服从，越来越多的财富最终落在了平民手中。
虽然黑死病显然不是封建制度衰落的唯一原因，但它的确是封建制度走向衰退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长远来看，鼠疫对天主教会的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首先且可能最重要的是，神职人员的大量减少导致了高级别教会人员的空缺。为了快速填补这个空缺，教会不得不降低标准，雇用比他们的前辈受教育程度低、奉献精神脆弱以及训练少的教士。结果是教会内部出现了滥用职权和腐败行为的增加。
神职人员并没有把民众从鼠疫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再加上随后的腐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间接地推动了新教改革。
黑死病同时还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人的新时代。人们不顾一切地想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可以怪罪的人，而犹太人就成了完美的替罪羊。
年8月的某天，基督教徒在德国美因茨一天内杀死了名犹太人。类似规模的大屠杀也发生在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这些大屠杀的高潮时期，教皇克雷芒四世企图阻止民众的暴力，用一个法令来保护犹太人:“把一切归舒犹太人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几乎是普遍的瘟疫和上帝秘密审判一起，已经折磨并继续折磨着犹太人自身，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和犹太人并无瓜葛的民族。”不幸的是，天主教会的统治当时处于极度混乱中，有两个教皇号称自己是圣·彼得真正的后继者。
14世纪黑死病到来的时候，黑死病专科医生被征召来，治疗社区中的患病人员，并记录下黑死病的死亡人数。鼠疫医生们穿着很考究的衣服，有时还戴有装满芳香鲜花的鸟嚎型面罩(以抵御瘴气)，每天探访病人，并对他们进行几世纪以来一直使用的同样的放血和水蛭疗法。不幸的是，不管他们做了什么，鼠疫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尽管不了解鼠疫的病因学，但一些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例如，有人建议离开城市，去寻找“新鲜空气”，避免致病的“瘴气”。虽说难闻的空气明显不是疾病的根源，不过逃离城市的想法却让一些人得以逃离那些传播鼠疫的人。遗憾的是，只有有钱人才有能力离开城市，逃到安全的地方。另一项减缓疾病传播的有效措施是当船只到港后，让船上的人员在港口隔离40天。通过这样做，人们希望有传染性的船员在上岸前隔离的阶段，病情已经暴发出来了，这样船员下船后就不会感染到其他人了。有意思的是，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隔离的办法来减缓传播的疾病(“隔离”这个词“quarantine”就是意大利语中40天的意思)。这项举措很可能在鼠疫或其他病原体的流行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当一种传染病在某一人群中暴发，人群中一些发生了基因突变的个体对感染具有更强的自然抵抗力。一旦暴露在病原体面前，这群人比正常的、非突变的同类更容易存活下来。如果一种传染病特别严重或者持续时间特别长(如黑死病)，那么大量易感人群将会死亡，留下的幸存者在他们的社会重新繁衍。经过很多代人的“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新人群比传染病发病前的那群人携带突变基因的频率高得多。在基因上，他们更能抵御随时会卷土重来的疾病。因此，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天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在其存在的年时间里，致使数十亿人死亡和毁容。据统计，天花致死总人数超过10亿人，仅在20世纪，它就夺走了3亿~5亿人的生命。而那些从天花中幸存的人，约有1/3永久失明，3/4的人脸上和四肢有明显的伤疤。这种疾病对5岁以下儿童的危害性尤其大，在一些地方死亡率高达95%，这就导致了一种糟糕的现象:父母通常会等到孩子活过天花后才给他们取名。此外，天花与鼠疫不同，鼠疫在迅速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而天花在第一次暴发时会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然后会作为一种地方病永久存活，每年会固定导致大约30%的新感染者死亡，年复一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人群中变得非常普遍，几乎每个人都会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接触到它。这种模式从古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时全世界疫苗接种的努力带来了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人类彻底消除了天花。
绝大多数天花病例(超过90%)是由于感染了高传染性的大天花病*，而少数较轻的天花病例是由小天花病*引起的。这些病*最常见的人际传播方式是直接吸入受污染的呼吸道分泌物，较少通过皮肤接触受污染的体液或无生命物体。有一些证据表明，在极少数情况下，它还可能通过眼睛接触受感染的液体而获得，或者通过胎盘从受感染的母亲传播给胎儿。重要的是，人类天花病*从未在任何动物载体中发现，也没有出现在水或土壤中，因此天花只能从其他感染者身上获得。
天花病*一旦进入体内，就会被一种叫作巨噬细胞的局部免疫细胞吞噬，并转移到最近的淋巴结，病*首先会在那里缓慢复制，有条不紊地从一个细胞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然后在感染6-10天后，受感染细胞数量会大幅增加。这种病*进入血液后引起的症状，称为病*血症，会给予病*进入其他组织和器官的机会。在此期间，感染者会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发烧、肌肉疼痛、恶心，以及皮肤和眼睛特有的皮疹，大多数人会出现大脓疙，主要出现在面部和四肢，而其他人则会出现扁平的出血性皮疹。病*的进一步复制和传播通常会在感染后16天内导致内出血、肺炎、休克和死亡。
古代天花感染的第一个明确的实物证据是在埃及木乃伊上发现的，比如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拉美西斯五世死于公元前年，他的脸上有典型的脓疙。
天花一进入罗马帝国，就沿着贸易路线迅速传播，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了社会各阶层的人。事实上，有一些证据表明它对马可·奥勒留(公元年)和卢修斯·维鲁斯(公元年)的死亡负有责任。在接下来的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天花流行病(称为“安东尼瘟疫，’或“盖伦瘟疫”)可能导致多达万人死亡。有人估计，仅在罗马城，每天就有0人死于这场灾难。
这么多人的死亡对帝国的生产、安全和士气都产生了巨大而长期的影响。例如，随着人口开始减少，*队很难找到合格的新兵保卫边界，结果，他们开始更多地依赖雇佣*来充实自己的队伍。有趣的是，这些雇佣*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日耳曼部落的成员，这些部落已经对罗马帝国发动了多年的进攻。*队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导致了*力的逐渐削弱而无力保卫帝国的边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日耳曼部落被授权结盟，他们对帝国西半部的攻击更加频繁而猛烈。逐渐衰弱的罗马帝国最终分裂，而帝国的西半部则永远地输给了这些入侵者。
如此多人死于天花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对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大城市和居住在其中的人们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来自帝国各地的农场(最著名的是埃及)，负责种植、养护和收获农作物的农民大量缺失，导致了粮食短缺和大范围的饥饿。此外，死亡的人不再纳税，这也影响了罗马支付其大部分民事工程和*事经费的能力。这种流行病引发的财*危机十分可怕，以至于马可·奥勒留不得不拍卖帝国珠宝来偿还他的债务，其结果导致了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再次削弱了帝国的力量，让其他更加繁荣和强大的*队更容易入侵和掌握控制权。
首先，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的宗教通常是在普遍的苦难时期出现的，人们试图弄清楚像流行病或战争这样的悲剧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当他们在目前的宗教中找不到满意的答案时，他们往往会去寻找新的答案。其次，他们形成了一种“草总是更绿”的心态，并利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希望来从情感上审视他们周围的灾难。他们以前崇拜错误的神，信仰错误的思想，进行错误的仪式;然而，由于他们已经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将得到回报，从痛苦获得拯救。
早期基督教是特别吸引罗马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倾向于把苦难看作救赎和净化的工具，上帝用它来拉近自己与人类的距离。因此，瘟疫并不是罗马神传下来的惩罚，而是基督教神可以用来做好事的东西。此外，基督教徒死后仍能在天堂里生活的信仰，也给那些垂死的人或看着所爱之人死于疾病的人提供了极大的安慰。当时罗马人的宗教既没有提供这样的安慰，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释他们受苦的原因，结果大批罗马人在这两次瘟疫之后改信了基督教。
因为土著人以前没有接触过天花，与欧洲早期的安东尼瘟疫和居普良瘟疫一样，天花在一些地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并在社会各阶层造成了大规模的混乱。
天花在19世纪对非洲人的影响更大。多位欧洲观察员的详细记录显示，天花在苏丹、乌干达、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大范围暴发，某些情况下，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总而言之，天花很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方面包括:使非洲易感人群患病、虚弱、被奴役，以及无法对欧洲殖民统治者进行任何抵抗。
阿兹特克人发现西班牙侵略者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免受疾病的侵害，这进一步挫伤了阿兹特克人的士气，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宗教传统。更糟糕的是，蒙特祖玛二世的继承者和许多领袖、贵族、农民和工匠都死于天花。
当科尔特斯年回到首都的时候，曾经强大而人口众多的特诺奇蒂特兰几乎变成了一座空城。由于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亡，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又病又饿，科尔特斯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打败了阿兹特克人。年g月13日，阿兹特克帝国投降，正式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在到达大陆仅仅2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人就接管了这个号称世界第二大城市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大量*金。特诺奇蒂特兰陷落后，天花在接下来的年里继续侵袭着墨西哥的土著居民。一些保守估计认为，从年到年，墨西哥的本土人口从0万人下降到略高于万人(减少了90%)，虽然这种减少很可能是由于其他疾病、战争和饥荒，但天花无疑造成了最严重的身体和精神伤害。除了经历巨大的人口损失之外，墨西哥的原住民被迫目睹他们的文化、语言、宗教和整个生活方式被西班牙人和他们带来的疾病永远摧毁。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土著居民对天花的抵抗力也没有强多少。摧毁了墨西哥之后，天花迅速穿过中美洲向南传播，并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传入印加帝国。就像对待阿兹特克人一样，天花对印加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杀死了20万名印加人，死亡的人中包括印加皇帝和他选择的继承人，这给帝国留下了领袖空缺，引发了各继承人之间的残酷内战。大约在这个时候，西班牙人知道了印加帝国的巨大财富，于是组织了由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的新探险队。战争和天花引起的动荡使得皮萨罗和他的土著盟友在其到达后不久就推翻了印加人四分五裂的领导层。经过一些相对较小的冲突，西班牙人在年8月获得了对印加帝国的完全控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天花继续在印加人之间迅速传播，夺去了当地超过60%的生命，由于包括斑疹伤寒、麻疹和流感在内的一系列疾病的连续暴发，印加的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印加帝国疆域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由西班牙征服者带来的天花会杀死委内瑞拉、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的大部分土著居民。此外，葡萄牙人将继续在巴西殖民，并通过从非洲进口感染天花的奴隶将天花引入巴西。年的一场流行病以及17世纪的几场更大的流行病使居住在巴西的土著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并使葡萄牙人毫无疑问地控制了整个地区。
虽然缺乏对当地人口死亡率的准确估计，但据欧洲移民中的目击者描述，天花消灭了多达2/3的部落或国家，如切诺基人、易洛魁人、卡托巴人、奥马哈人和苏人。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其他欧洲疾病、普遍的营养不良和多年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北美的土著居民几乎被消灭，整个大陆向欧洲人和美国人开放定居。
对殖民者来说，天花是上帝赐予他们的神圣礼物，是一种“神奇的”工具，用来对付那些令他们讨厌的非基督教徒本地人。科顿·马瑟的父亲、哈佛大学的前校长、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马瑟曾经表达过这种观点，他写道:“印第安人开始为他们卖给英国人的土地边界而争吵;但上帝在索格斯的印第安人中传播了天花，结束了这场争论，在此之前，印第安人的数量非常多。他们的整个城镇都被毁掉，有的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幸免。”马瑟基本上表达了许多美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开始相信的东西，上帝希望“文明”的人定居在墨西哥北部的所有土地上，并且愿意用天花来执行这个计划。然而，当殖民者认为上帝行动不够快时，有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可能自己动手，试图故意让附近的土著居民感染上天花。
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疑似天花生物战的案例涉及杰弗里·阿默斯特勋爵，他在庞蒂亚克战争期间指挥驻美英*。年7月，他写信给宾夕法尼亚州皮特堡的指挥官，建议说:“难道不能把天花传播给心怀不满的印第安部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使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战略来减少他们的数量。”大约一个星期后，他写道:“你可以试着把携带天花的毯子给印第安人，也可以尝试用其他任何可以消灭这个可恶种族的方法。”谁也不知道收信人亨利·布凯上校是否执行了其所建议的行动，然而，大约在这个时候，一场天花流行病在俄亥俄河谷的部落中暴发，导致多达50万名土著居民死亡。在这段时间里，其他人也表达了类似的种族灭绝情绪，也被指控故意将天花传染给当地居民。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质疑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高级*事领导人提出了这个建议，而美洲原住民实际上几乎从大陆上消灭，这些事实表明这些指控可能有些道理。
由于远离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波利尼西亚直到18世纪晚期才接触到天花。因为直到在独立战争中战败，失去对美国的统治，英国才寻找新的土地来流放对*府不满者以及罪犯。-年，英国已经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一些初步测绘;20年后，英国派遣了两支更大的舰队到这个岛上，目的是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年，在殖民统治仅仅一年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天花暴发了。据报道，这场疾病暴发大约消灭了50%的土著居民。
医学史上最重要的观察之一是天花的幸存者对随后的感染具有免疫力。这一事实促使一些人寻找可以模拟天花感染的方法，并在不对接受者造成任何严重损害的情况下激发这种免疫力。最早记载的尝试之一是15世纪的中国人，他们从患有相对轻微疾病的病人身上取出干痂，把它们磨成粉末，然后用吹管吹到接受者的鼻孔里。在印度和土耳其，人们从天花脓疱中提取脓液或其他物质，将其植入接受者的皮肤中。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划出一些小的划痕和伤口，然后把脓小心地滴到伤口里，以便产生更好的接种效果。在非洲一些地区(例如苏丹)，人们会拿走患天花后康复的人的衣物，并让健康的人穿上。如预期所想的那样，每一种故意让人接触天花病*的方法，其最终结果都是，接触者会发展出天花。不过，由于通常使用的是危害性较小的*株，而且人们是通过皮肤接种，而不是通过自然感染的方式，当时接受这种治疗的人中，约98%的人可以存活，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免受天花的伤害。
尽管接种疫苗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在18世纪的使用过程中很可能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由于之前讨论过的缺点，它从未获得人群的广泛接受。很多人知道活天花接种会带来2%-3%的死亡风险，因此认为这是一种比简单地试图避免天花感染存在更大风险的选择。不幸的是，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预防和隔离措施都未能充分遏制天花。因此，它每年继续威胁和杀害全世界数百万人。这一切在19世纪初发生了改变，一位名叫爱德华·詹纳的英国乡村医生进行的实验永远地改变了预防医学的面貌。詹纳十几岁时在当学徒，后来成为一名医生。故事的起源是，他和当地几名挤奶女工交谈，谈到天花时，她们告诉他，她们不再需要担心这种疾病，因为她们已经感染了一种叫作牛痘的相对温和的疾病，并且已经痊愈。她们告诉他，那些和牛打交道的工人都知道，感染牛痘可以终身预防天花。詹纳对开发一种无害而有效的接种替代方法很感兴趣，决定进行一项科学试验，以确定这些观察结果的有效性。17%年5月，他付给园丁一小笔钱，请求园丁允许他用牛痘脓疱的液体给他8岁的健康儿子詹姆斯·菲普斯接种疫苗。牛痘脓疱是从一个名叫萨拉·奈姆斯的挤奶女工手上取下来的。在接种7-9天后，詹姆斯出现了类似流感的轻微症状，但两周内就完全康复了。如果今天这么做，詹纳很可能会被逮捕。他在6周后用活天花对詹姆斯进行了测试。詹姆斯在超过20次的接触后都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并保持了免疫力。詹纳又在另外9个人身上做了同样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
詹纳疫苗对天花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接受了将疫苗接种作为预防天花的最佳方法，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也迅速效仿。到年，一些国家和许多地方*府强制所有公民接种疫苗。其结果是，死于天花的人数逐渐下降。到20世纪初，天花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是罕见的。然而，由于为民众生产和管理天花疫苗的成本过高，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继续遭受着天花流行的反复侵袭。
由于天花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分配和管理的改进，到年，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实际上已经消灭了天花。例如，德国在年消灭了天花，法国在年，美国在年。这些国家拥有必要的财*和中央*府资源，鼓励并在有需要时迫使其人民接种疫苗。相比之下，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年仍有数万例天花病例，原因是缺乏资源，无法向贫困、偏远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分发疫苗。类似的情况今天同样存在，黑死病、麻疹和小儿麻痹症等疾病仍在较贫穷国家出现，而在发达国家几乎闻所未闻。天花在某些地区持续存在的结果是世界上其他地区不得不继续他们昂贵的疫苗接种计划，因为国际旅行可能会重新引入天花，如果能在世界各地消灭天花，各国每年就能节省数百万美元，这个问题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年，苏联卫生部部长维克托·日丹诺夫向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制订一项根除天花重点优先计划。
当修改后的天花根除计划提案在年被提出时，真正的担心是美国和苏联的*治紧张局势会蔓延到WHO，天花根除计划也将因此而注定失败。在这一点上，WHO的管理面临着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选择美国或苏联的科学家来领导这个项目吗?每个国家将提供多少资金和疫苗?这些国家是否有收集天花样本以供日后用作生物武器的风险?如果项目成功了，是谁的荣誉?如果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
在任命该项目主任的时候，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科学家唐纳德·亨德森被选中担任这一职位。苏联最初对这一选择感到不满，因为是他们首先提出这个计划，并提供了大部分疫苗(超过总数的80%）。然而，在这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苏联科学家们对亨德森博士越来越尊重，并且许多人成为他一生的朋友。虽然他们的同胞们陷入彼此之间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冲突，但这些科学家和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是瑞典)一起，抛开*治，作为一个团结的队伍无私地工作，克服了许多有关财*和后勤问题的困难。在大多数多余资金都用于国防的情况下，他们面临着要筹集近1亿美元的艰难任务，还必须处理生产、质量检测和向30多个不同国家分发数十亿剂疫苗的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专注、耐心和辛勤工作得到了回报。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正式宣布天花已经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身上被消灭，我们人类所知的最大灾难，每个世纪都造成亿万人死亡的灾难，已经消失了。
WHO决定在两个机构中保留天花储备，一个是位于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另一个是位于莫斯科的病*制剂研究所(这些样本后来被转移到俄罗斯科尔措沃的病媒研究所)。自做出这一初步决定以来，WHO定期对病*学专家进行调查，设定最后期限，并举行投票，重新讨论是否销毁所有现存的已知天花样本库存的问题。期限不断地过去，却没有任何新的行动发生。天花样本最近的一次被暂缓处理的决定发生在年，当时WHO官员和科学家们再次未能就最后一批已知的天花主要病*样本储备的未来达成共识。一些人认为，仍需要进行研究，以更好地了解其发病机制，并允许生产更新和更有效的抗病*药物。另一些人认为应该摧毁它，因为它的继续存在会给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现代天花疫苗只能起到10-20年的保护作用，而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停止了疫苗接种。虽然储存了一些疫苗，但远远不够70亿人使用。这将意味着，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人口都是易感者，如果天花再次暴发，在当局行动和控制它的传播之前，它可能会杀死数百万人。
天花根除计划是WHO第五个此类计划，前四个计划均以失败告终。每个项目失败都有各种原因，包括疫苗/抗生素/药剂无效或不稳定、缺乏资金、缺乏区域支持以及无法查明或控制感染者(或病媒)。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些人开始质疑大规模消灭传染病的可行性。
WHO数据显示，疟疾是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每年有多达3亿人感染疟疾，其中约43万人死亡。大多数病例和死亡(90%以上)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其中死亡的大多是5岁以下的儿童。此外，疟疾在其他许多温暖的热带地区也很流行，这些地区雨水充沛，是蚊子的滋生地，包括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中国、印度、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北部。虽然疟疾的死亡率不像鼠疫或天花那样高，但它在贫穷的热带地区几乎无处不在，使劳动力衰弱，大大限制了生产力、经济、个体和社会的发展。
疟疾是由四种疟原虫(恶性疟原虫、三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之一引起的。疟原虫不是细菌或病*，而是一种单细胞原生生物，具有复杂的细胞结构(像人类细胞一样)，其生命周期既涉及蚊虫病媒，也涉及人类宿主。30-40种蚊子可以传播疟原虫，均属于按蚊属。
大多数疟疾患者都有流感样症状，如高烧、肌肉疼痛、疲劳、发冷、头痛、恶心和无法控制的颤抖。但是，疟疾的症状具有周期性和阵发性，较为独特，即患者开始会觉得很难受，然后会感到明显恢复，2-3天后再次觉得难受，如此循环往复。一些感染恶性疟原虫的患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如贫血、呼吸窘迫、肾衰竭、流产和各种中枢神经系统问题(如抽搐、癫痫和昏迷)。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治疗，症状可能会迁延6个多月，患者会变得虚弱。此外，即使在康复后，患者也可能会由于肝脏内潜伏感染，在后续50多年的时间里频繁复发。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期间感染疟疾的美国士兵中，有相当一医院接受了治疗，也会在此后的近40年中经常突发疟疾。
更不幸的是，疟原虫感染不会使人产生完全免疫，这使疟疾复发和重新感染成为可能。
约年前，中国、苏美尔和印度的文献中就出现了类似于疟疾发烧症状的记载。约公元前年，著名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环境》中第一次对疟疾进行了临床描述。他清楚描述了疟疾特有的阵发性发热以及每年疟疾最易发的时间。其他的古代作家还将疟疾描述为与潮湿环境(如泥潭和沼泽)相关的发烧，罗马作家马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甚至提出，与潮湿环境相关的微小昆虫可能在疾病传播中发挥了作用。虽然古代作家对疟疾的临床表现进行了准确描述，并敏锐地确定了疟疾的环境相关因素，但他们对疾病的真正病因并不了解。当时流行的理论是，人们是因为吸入了臭沼泽中散发的有*蒸气，而感染了“沼泽热”。
罗马官员意识到积水过多会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有害影响，于是下令开发了大型地下水道系统，将洪水和废水从罗马排出。这个下水道被称为马克西姆下水道，是当时世界上最具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建成后，这座城市立即开始变干，疟疾暴发的次数和严重程度也随之下降。
尽管无法彻底消除疟疾，但罗马人可以更长久地保持健康，城市人口也逐渐增加。相反，古意大利等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因缺乏这样的排水系统(如奥斯蒂亚安提卡和蓬蒂内沼泽)，而不得不继续与疟疾做斗争。由于沼泽给定居居民带来固有危险，一些城市被废弃了。
事实上，自15世纪末欧洲探险家登陆非洲后，他们就曾尝试深入非洲大陆。阻止他们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各种致命疾病的广泛存在，包括*热病、昏睡病、痢疾和最重要的疟疾。一般来说，非洲原住民对疟疾具有某种遗传的抵抗力，而入侵的欧洲白人则不同，他们几乎对疟疾完全易感。尤其是在西非地区，西非是冈比亚疟蚊和不吉按蚊极为有利的繁殖地，它们有效传播了由恶性疟原虫引起的最致命的疟疾。蚊子和疟原虫在此地非常普遍，以至于居住在西非的一个人每年可能会被感染的蚊子叮咬次。也就是说，欧洲人进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后，其死亡率可接近50%-70%。
由于非洲疟疾和其他疾病的致死率如此之高，因此，欧洲人将非洲称为“白人的坟墓”。如此高的死亡率排除了欧洲*队或平民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也使探险变得困难。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中叶，非洲的大部分内陆地区甚至都没有被绘制成地图。非洲有着如此重的疾病负担(如疟疾)，因此，殖民者在其他危险程度较低的地区似乎更加有利可图。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疟疾(和*热病)每年造成了大量非洲原住民死亡，但在大约年的时间里，疟疾帮助了非洲大陆及其人民免受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害。这种保护在19世纪后期戛然而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奎宁这种救命药的大规模生产和销售。
奎宁是在金鸡纳树树皮中产生的天然生物碱化合物，金鸡纳树是一种常绿植物，最初被发现于安第斯山脉高处。早在16世纪中期，当地一个叫克丘亚的部落就偶然发现了金鸡纳树树皮对治疗疟疾和其他发热疾病的有效性。他们把红色树皮烘干，磨成粉，再与含有甜味剂的水混合(掩盖苦味)制成药品。在那个时期，一些耶稣会(天主教)的传教士会前往南美洲进行传教，试图转化当地部落宗教信仰，并学习当地的习俗和草药疗法。这些传教士中有几位观察并记录了金鸡纳树树皮在治疗疟疾中的用途。
大多数证据表明，金鸡纳树树皮是在17世纪30年代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带到欧洲的。
这种新的奇迹疗法到达欧洲后，金鸡纳树树皮即被称为“耶稣树皮”、“秘鲁树皮”或“发烧树皮”，并引发了一场引起争议的医学革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长期的影响。
法国药剂师约瑟夫·佩尔蒂埃和约瑟夫·佩雷·卡旺图在年成功提纯了树皮的活性抗疟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奎宁，以纪念金鸡纳树树皮在秘鲁的本地名称。他们公布了提纯过程，并拒绝为其申请专利，使得其他人可以开始大量生产和销售提纯的奎宁提取物及药丸。此外，19世纪60年代的植物学家采用了选择性培育和嫁接方法使树木变得更硬，进一步增加了树皮的奎宁产量。19世纪60年代的临床试验证实了奎宁提纯物用于治疗疟疾的功效，其他研究也表明了奎宁还可以用于预防疟疾。到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奎宁提纯物已遍布世界各地，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的人们经常服用奎宁丸预防疾病。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于奎宁的大规模生产、销售和预防性使用，人们对非洲的兴趣大大增加。有了不限量供应的奎宁的保护，欧洲领导人意识到，他们现在可以渗透到非洲内部，而不必担心被疟疾消灭。他们资助了许多探险活动，以便画出地图，了解当地资源和潜在的障碍。大卫·利文斯通博士和亨利·斯坦利爵士等探险家成功进入非洲深处，进一步印证了奎宁已将“白人的坟墓”转变为了富含机遇与财富之地。
8个欧洲国家在非洲大规模殖民，在短短30多年时间里(-年)占领了大约90%的非洲大陆。
当几个欧洲大国都对永久性占领非洲流露出兴趣时，人们开始担心相互争夺的几个国家间爆发世界大战。出于这些担忧，葡萄牙和德国于-年在柏林召集了十四国会议，讨论如何对非洲进行公平划分。这次会议被称为柏林会议，制定了占领非洲的规则，拉开了“争夺非洲”的序幕。柏林会议不仅定义了“占领”的含义(例如，一个国家对他们没有涉足的土地没有所有权)，还制定了*策，允许殖民地之间进行有效贸易，并为每个国家的领土划定了边界。会议的代表们还同意在非洲大陆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奴隶制。鉴于在随后的30年间，这里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酷的人类剥削，这种禁止颇具讽刺意味。会议结束后，欧洲殖民大国迅速进入非洲，声索自己的领地。
欧洲入侵和随后的殖民化对非洲大陆来说绝对是灾难性的。随着*队进驻、镇压当地抵抗，数百万非洲人被杀害。大量幸存者被迫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劳作，如开矿、清理种植园土地以及收割橡胶和象牙之类的产品。那些幸存者也常常因未达到收割标准配额而被致残。学者们认为，在比利时控制的刚果自由国中，共有0万至0万非洲人被杀，在非洲其他地区则有0万至万人被杀。在此期间犯下的暴行，并不比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20世纪任何其他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暴行更仁慈。
殖民时期最终在年前后结束。由于柏林会议最初建立的国家边界相当武断，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面临着多年的暴力和内乱。国家大多是根据经度和纬度，而不是人们的共同宗教信仰或种族来划分的。结果，背景迥异的人被迫在这些人为创造的国家中共存。许多人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分歧，导致了诸多持久而血腥的内战，使数百万人丧生、伤残，父母双亡，流离失所。掠夺自然资源同样对非洲的长期稳定产生了破坏性。价值数+亿美元的*金、钻石、石油和其他原材料被有计划地从非洲土地上运送到欧洲。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资源几乎被耗尽，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导致了广泛的贫困和经济瘫痪。
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工程项目之一就是在巴拿马地峡中部修建的一条48英里长的运河。运河连接了大西洋和太平洋，当船只在南美洲南端行驶时，可节省约英里的航程。法国*府曾成功承建过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苏伊士运河，因此得到了哥伦比亚(当时控制巴拿马)的许可，在美洲创建类似的水路。巴拿马运河的建设始于年1月，当时有数千名员工，预算约为1.2亿美元。当时，法国最顶尖的人在从事该项目，他们预计这项工程要比苏伊士运河更容易、更便宜，速度也更快，但是这项工程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巴拿马山区多石，难以开挖，大量降雨带来了致命的泥石流和洪水。此外，痢疾、*热病和疟疾等传染病猖獗肆虐，导致了无数工人生病、死亡。当时居住在巴拿马的一位法国人总结了对该项目的看法，他说：“如果您试图建造这条运河，那地峡上将没有足够的树木来为您工人的坟墓做十字架。”不幸的是，他的预言十分准确。由于泥石流、事故、暴力以及(最主要的)疟疾和*热病，超过00名工人丧生。成千上万的人长期患病或受伤，极大减缓了该项目的进度。经过8年的挫败和超过2.5亿美元的支出，法国人仅完成了约40%的挖掘工作就退出了该项目。此后15年，运河项目再没有任何进展。
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就职典礼后，美国表达了在巴拿马完成法国未竟事业的兴趣。年初，美国向哥伦比亚提出了一项条约，愿耗资0万美元购买巴拿马土地和运河的使用权。但是，哥伦比亚参议院拒绝接受该条款。作为回应，美国决定向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提供资金和*事支持，并鼓励他们从哥伦比亚独立。巴拿马的武装叛乱分子在年底成功做到了，并迅速以0万美元的低价将运河控制权卖给了美国。到年中，美国已进入巴拿马运河区，雇用大量劳动力，改善基础设施，最终恢复建设。但是，该项目的早期领导人担心，导致法国失败的原因也同样会使美国的运河项目走上相似的道路。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使法国劳动力锐减的传染病问题。例如，截至年，已有超过85%的工人因疟疾、*热病或痢疾在某个时间住院。
在巴拿马工作之前，威廉·高加斯曾被派往古巴担任首席卫生官，负责控制自18世纪以来肆虐该岛的*热病和疟疾。在了解到蚊子对*热病和疟疾传播的重要性后，高加斯将他的工作重点放在杀死蚊子、防止蚊子繁殖以及用蚊帐隔离被感染者上。他下令排掉不必要的死水，并在其他水源的表面上喷油以杀死蚊子幼虫。他甚至对不盖住屋外水桶的当地居民处以罚款。最终，他与蚊子的斗争非常有效，成功地从古巴根除了*热病，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疟疾的发病率。这是流行病学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它标志着人类可以通过定向消除昆虫媒介从而成功地从环境中消除病原体。这为发现其他病媒昆虫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疾病控制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更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