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TheDecameron）的开篇，乔万尼·卜伽丘（GiovanniBoccaccio，-）就写下这样一处可怕的景象：“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丽的城市——就是那繁华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怖的瘟疫……”“病人鼻孔里一出鲜血，就必死无疑。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分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让人看了都要不寒而栗。但是，这并非卜伽丘的虚构。今天，我们知道，卜伽丘所说的“可怖的瘟疫”就是当时被称为“黑死病”（BlackDeath）的鼠疫。公元年，鼠疫蔓延到意大利，让整个意大利陷入死亡与恐惧之中，数以万计的人死于这场灾难。卜伽丘无可奈何地说：“大家都束手无策，一点防止的办法也拿不出来。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作过祈祷了；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灾难的情况立刻严重起来”，而且据卜伽丘回忆，“从三月到六月，佛罗伦萨城里，死了十万人以上”。在历史上，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卜伽丘的双亲也不幸死于这场瘟疫。卜伽丘亲眼目睹了“黑死病”给欧洲大地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他对虚伪的教会和黑暗的时代亦愈加憎恨。可想而知，这一系列的遭遇或许就是激发他写作《十日谈》的一个心理动机。当然，关于中世纪后期爆发的这场瘟疫，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其破坏程度和严重后果较之一场核战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在那个时代，正如卜伽丘所说，人们对于鼠疫几乎无能为力。通过卜伽丘的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鼠疫不仅传染迅速，而且一旦发病就“必死无疑”。病人在染病后会在腹股沟或是在胳肢窝下肿起一个瘤来，并愈长愈大，随后在身体的各部分都会出现黑斑或紫斑。这也正是“黑死病”这一名称的由来，因为病人死亡后尸体会呈现出紫黑色，故称之为“黑死病”。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鼠疫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烈性传染病，人普遍易感，而且传染性强、死亡率较高。在人间流行以前，一般先在鼠间流行。其传播方式通常是“鼠疫杆菌→鼠→鼠蚤→人”的途径，而且，鼠疫也可经过飞沫传播或直接接触感染。因为感染的途径不同，可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鼠疫败血症等病型。一般来说，鼠疫的主要症状即突发高热、出血倾向、皮肤瘀斑、意识模糊、头痛及四肢剧痛、局部淋巴结肿大等。这也正如卜伽丘亲眼所见的，但是，在卜伽丘生活的时代，人们对于鼠疫的认识还相当有限。如果说《十日谈》有关鼠疫的记载只是寥寥几页，还不足以展现“黑死病”的残酷，那么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的《大疫年日记》（TheJournalofthePlagueYear）则是关于人类遭遇瘟疫的一部血泪史。这本以年的伦敦鼠疫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使用了大量笔墨来书写人在面对瘟疫时的种种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笛福说到，只要某人感染上瘟疫就会被全家隔离，病人的门口会被钉上红十字的牌子。官方立即指派警卫把守，分日夜两班监控。在现代预防医学尚未创立之前，这种源于中世纪的强制性隔离措施到是唯一的预防方法，虽然过于残忍，作者也表示出对这种“囚禁生活”的人道关怀，但是在阻断疫情继续发展的前提下，“隔离”被认识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并一直沿用至今。在《大疫年日记》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对于瘟疫的认识还有“*神论”和“上天的惩罚”等非理性因素。虽说灾难可能刺激人们的想象力，但笛福对此却持有一种可贵的“医学精神”，并否定了具有神秘主义的病因论。不可否认，瘟疫或其他自然灾难在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隐喻和寓言的作用，这在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艺作品中（比如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和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都是将瘟疫作为一种象征）都可以看到。然而，在这种“灾难论述”的背后作家的清醒认识和唯理主义的态度却颇有深意。此外，《大疫年日记》的写作过程，经过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可以说，此书对于欧洲纪实文学的写作和医学史研究是一份可供参考的重要文献。鼠疫曾造成三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其危害与破坏性不容置疑，所到之处总是一幅尸横遍野、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而且鼠疫的受害者从来不分性别、种族、国界或贫富。19世纪90年代，源于云南的鼠疫引发了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郑奋扬所著《鼠疫约编》记载了清光绪年间鼠疫发生时的情形，“疫将作，则鼠先死，人感疫气辄起瘰疠，缓者三五日死，急者顷刻，医师束手”。这一情形与卜伽丘所说的情况大致相同，并且医师对于治疗鼠疫依然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光绪27年（年）的《鼠疫约编》以及在此期间出现的几本医治鼠疫的专书，为预防和治疗鼠疫提供了一些经验。《鼠疫约编》由郑奋扬据罗汝兰的《鼠疫汇编》重新编写增订而成，全书共分为探原、避疫、病情、辨脉、提纲、治安、医案和验方等八篇。此前，吴子存的《鼠疫治法》也提出过一些防治鼠疫的方法。可以说，中医的实践和这些专著的问世对于认识和控制鼠疫的流行取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鼠疫的病因还无法进一步证实，在治疗上也存在一些盲目。19世纪后期，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和法国细菌学家耶尔森发现了鼠疫病源鼠疫杆菌，同时，伴随抗生素的发明和流行病学调查所取得的发现，人们对鼠疫的治疗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并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方法。另外，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大规模的灭鼠、对疫源地的控制以及公共卫生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使鼠疫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得到了控制并不意味着鼠疫已经被彻底消灭，因为鼠疫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我们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消灭它。其自然疫源在除澳洲外的各大洲均有分布，也就是说，鼠疫还有可能在局部地区死灰复燃，并继续威胁人类的健康与生命。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曾预言：“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这并非危言耸听，因为人类与疾病的斗争是永无休止的。在人类与传染病的较量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取胜，我们只有依靠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医学的技术来迎接病魔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同时，我们还需要精诚团结，共度患难。阿尔贝·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LaPeste）正是这样一部人类联合起来与病魔进行顽强斗争的力作。小说主人公贝尔纳·里厄是阿尔及利亚小城奥兰的一名医生，当瘟疫开始在小城泛滥时，他以一种冷静、老练的姿态，毅然挺身而出，与几个朋友共同努力救治病人，并用自己的行为履行了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与使命。在瘟疫退却时，他已经失去了好友和妻子，倾听着人们的欢呼声，疲惫不堪的里厄医生却陷入了沉思。加缪对于这个医生的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实际上，加缪是用“鼠疫”借喻法西斯的侵略，但是，不同于他以往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加缪笔下的里厄医生已经不再是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义不容辞的抗疫者，他与可怕的瘟疫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面对肆虐的瘟疫，他始终站在救治瘟疫病人的第一线，这种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精神确实令人难忘。此外，小说中也提到了一些防治鼠疫的有效措施，除了隔离，还包括预防接种。“卡斯特尔的血清一下子获得了一系列的疗效，而在这以前，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过去，医生们采取的种种措施从不见效，而现在却突然都百试百灵起来。好像鼠疫也遭到了围攻，似乎它突然的衰弱使人们到目前为止一直用来抵抗它的迟钝的武器变得锐利了。”“卡斯特尔的血清”就是我们常说的预防接种，的确，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人类战胜疾病带来了福音，我们手中的“武器”变得越来越锐利，我们的办法也会越来越多。随着生化技术和人工免疫学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会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年昆明）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